隶总督陈。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（注：1911年11月16日）奉上谕：有人奏，已故大员包藏祸心，反形已著，请宣布罪状，以快人心而伸国法一折。着陈夔龙迅速查明，据实复奏。原折着抄给阅看。钦此。尊旨寄信前来。臣袁。
袁世凯的批复，虽有“尊旨寄信前来”一句，仿佛公事公办，但他要求陈夔龙“迅速查明，据实复奏”，又明显具有倾向性，而这事不早不晚恰巧发生在调查吴被谋杀之际，似乎也不仅仅是巧合所能解释的。至于温肃的奏折有无背景，是否有人授意，不得而知。此后，由于政局迅速发展，清廷土崩瓦解，吴案渐渐被淡化，而袁世凯也无心顾及此事。否则的话，是否会公布吴禄贞的罪状，为凶手平反也很难说。从这里，不难看出袁世凯对吴案的心态，而他自己是否清白，只有他心里最清楚。
十、大清帝国
1月的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。元旦过后，接连落了几场雪，天气更加寒冷。但与寒冷的天气相比，动乱的政局和持续的战争让紫禁城内更加寒气逼人。那些日子里，上至隆裕太后，下至皇族亲贵，无不惶恐不安。这天上午，内阁总理袁世凯上了一道密奏，顿时引起极大的震动。时在冲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许多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说，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，用手绢擦眼，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，满脸泪痕。我坐在太后的右边，非常纳闷，不明白这两个大人为什么哭。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，别无他人，安静得很，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，说的什么我全不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。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，也是袁世凯觐见太后的最后一次。
事后，溥仪专门查过日期，那天正是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十二月十七日，公历1月16日，袁世凯上内阁密奏的时间。不过，当时的溥仪年仅六岁，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每日上朝如仪，但对许多事情仍然处于懵懂之中，并不明白太后为什么会哭个不停。
隆裕太后出身高贵，她是叶赫那拉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其父桂祥是慈禧太后之弟，光绪皇帝则为其表弟，后由慈禧钦点，与光绪成婚，成为皇后。慈禧太后死后，立醇王之子溥仪为嗣，并封醇王为监国摄政，以协助隆裕太后辅佐宣统。但是，无论隆裕，还是醇王都是毫无主见之人，面对天下大乱，各地纷纷独立，他们六神无主，惊慌失措，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。然而，他们的想法简直是大错特错了。
袁世凯是晚清重臣。光绪时，曾出任过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军机大臣等要职。由于权势过大，宣统立朝后一度遭贬，但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。之后不久，他又取代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，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全权。此时，袁世凯的野心已经越来越大，取清而代之的条件也正在成熟，不过为了力避曹孟德夺权于孤儿寡母之手的唾骂，他开始玩起两面手法，这边应付朝廷，那边与南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或打或谈，欲擒故纵，以此借南方压朝廷，又以清廷逼南方，把两边都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当时，谁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直到孙中山表示“虚位以待”，南方政府承诺，只要清帝退位，大总统一职非他莫属，他才露出了真正的面目。
1月16日，袁世凯开始“逼宫”了，他所上的内阁密奏便是一个前奏。在这道密奏中，他危言耸听，声称目前局势败坏，已不可收拾，且共和乃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而民军所争者政体，而非君位，所欲者共和，而非宗社。如果顺应民意，接受共和，那么皇室保存，还有优待。
这份密奏是袁世凯首次，也是正式向朝廷提出共和的主张。其措辞处心积虑，不仅极力渲染局势的危殆，人心尽失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而且还以法国大革命为例，指出“读法兰西革命之史，如能早顺舆情，何至路易之子孙，靡有孑遗也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朝廷再不俯鉴大势，以顺民心，则法国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。
袁世凯的态度陡然转变让皇亲贵胄们措手不及。在与南方长达数月的断断续续的谈判中，朝廷的最后底线是君主立宪，而现在这个底线眼看就要守不住了。而实行共和，则皇权何存？接到密奏后，隆裕太后自然是大惊失色，完全乱了方寸。然而，袁世凯不愧是高明的演员，他作秀也算做到家了，在隆裕太后独对时，哭得比太后还要伤心，其难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太后。他“满脸泪痕”，“一边抽鼻子一边说话”，一副心痛不已的样子。然而，从宫中下来后，他却松了一口气，谈笑风生，完全换了一副脸面。
上午11点多钟，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回家了。袁世凯当时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。石大人胡同据说是明朝尚书石亨的府第，后来改为外交部街，外务部大楼是当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访华而建造的，其后改作外务部迎宾馆。袁世凯进京后，全家便暂住这里。
袁世凯每次进宫的路线都是固定的：王府井大街——东安门市场——东华门大街——东华门。沿途都密布军警，予以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