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称帝，遣兵东渡入晋，志在灭明，京师形势更加危急，明廷再起南迁之议。《明季北略》载，李明睿等奏请南迁，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：“朕有此志久矣，无从襄赞，故迟至今。汝意与朕合，但外边诸臣不从，奈何！”
舆论压力好解决，军事压力怎么办？大学士周延儒、陈演觉得应该给陈新甲留条后路，这也是给大明朝在留后路啊！真的彻底堵死议和之路，明、清之间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吗？
面对群臣哗然，陈新甲一点也不紧张，因为他底气十足。在一些场合，陈新甲更是自诩其功，吹嘘自己办了一件皇帝想办而终于办成了的事。崇祯皇帝的底细，被暴露给了群臣。陈新甲缺乏担当与谋略，让崇祯皇帝愤怒之极，于是把议和说成是陈新甲擅作主张。关在监狱中的陈新甲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确实犯了个低级错误，揽过责任，上书乞宥，崇祯根本不买账，要立杀陈新甲，以平息舆论。
但是，九月二十二日，陈新甲仍旧被斩于市。陈新甲死了，他带走了明朝的秘密，也带走了明朝生存的机会。战不能胜，败不能和，崇祯皇帝飘摇不定的心思，让他离死亡越来越近了。
但在崇祯朝，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，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崇祯帝“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，管左春坊印”，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。
崇祯帝廷议时，李明睿曾援引宋室“南迁”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，提出只有“南迁”方有中兴希望时，《明史》称光时亨拍案而起，“以倡言泄密纠之”，并扬言不杀李明睿，不足以安定民心。
尽管如此，光时亨却偏偏将矛头对准李明
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，“南迁”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。所谓“南迁”，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，主动作出战略放弃，迁都南京。与历代王朝不同，明代长期实行“两京”制度，当年朱棣迁都北京后，仍旧保留南京为留都，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。国家危难之际，“两京”制似乎又是明朝歪打正着的政治优势。崇祯十五年十一月，清军再次入塞时，朱由检想到了迁都。《三垣笔记》载：“上以边寇交织，与周延儒议南迁，命无泄。”
崇祯帝进行的议和行为，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仅有几个人知晓这一核心机密，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，更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，基本的舆论氛围都没有。历史上，主持议和者无不背恶名，陈新甲的议和，自然又被斥为“顿忘国贼”“损威辱国”。
纳贡称臣”，经过艰难的谈判，最后达成以“两国”相称，“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（明）界，以塔山为我国（清）界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，两国俱于此互市。”
因为高兴，陈新甲估计酒喝得太多，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，被他随手扔在了桌子上。不巧的是手下人做事太负责，误以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《塘报》，需要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。
李明睿（1585-1671），字太虚，南昌人。虽然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等均无其传，但他确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诗人、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，著名作家谭元春、吴伟业均出其门下。京师陷落后，李明睿一度进入李自成与满清政权，随后又南下加入弘光政权。
崇祯帝不是不想跑，而是事不顺心，最终跑不成。
四、守与走
紧急关头，唯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，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，为何不能实行？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，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，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。
互市，当然是清国的“人参千斤、貂皮千张”，换明朝的“金万两、银百万两”。代价当然大，但与明朝的江山以及无法承受的军费相比，也算是毛毛雨了。
崇祯帝之死，死于内外夹击。他本来仍然可以不死，因为他还可以跑。宋高宗赵构逃跑时，连匹像样的马都没有，最终都跑成了。崇祯帝至少有御林军，有轿子，居然没跑出京城。
得到密报的陈新甲、崇祯对这个结果显然比较得意。一旦清军的威胁解除，最有战斗力的明军腾出手来，农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。
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，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，但未能如愿。二月初一，大顺传檄到达御前，檄文有“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”之语，君臣上下甚为恐慌。二月间，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，基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，京师形势急剧恶化，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。《明史·李邦华传》载，此时“邦华密疏，请帝固守，而太子监国南京。帝得疏，意动，绕殿而行，将行其议。中允李明睿，亦疏言南迁便”。可是，这个折中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。
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，迁都南京既有必要，也完全可行，但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。这个女人，最初让他下定决心来当皇帝，最终又无形中让他死在了皇帝的宝座上。